###策问

问:盖闻学之为王者事，由尧舜三代至于今日，未之有改也。而或以为古今有殊时，帝王有异治，世道有升降，各因其时以为治，而无一定之论。吁有是哉!夫统理民物，为天下君，膺天地之眷顾,蒙祖宗之付托,若是其重,而本原之地无所据依,以善斯世,不可也。是以尧、舜之帝，禹、汤、文、武之王，莫不从事于学，如饥之必食，渴之必饮，未尝外道以出治，舍经以求治也。

朕以眇陋嗣承丕绪，于今九年。昧旦而朝，咨诹辅弼，延纳英俊，日御经筵，日诵曰讲，咸有常准。六经之道，所以该贯天人，维持世变者，至纤至悉，不可胜穷。而《通鉴》一书，又所以著历代之秽恶以劝戒于后者，莫先于修身而齐家，进君子而退小人，严名分而遏乱萌，修政事而靖边疆，恤民隐而惧天变。

朕深惟经训史策，日陈于前，文字繁多，途辙迁阔，求其所以置力者，乃即燕闲，窃有慕古人缉熙光明之义，日就月将，躬履神会。盖以基治道之本，一人心之归，使普天率土，若士与民，悉共由于理义,而无本末舛逆之患,上下异向之风。顾不韪欤?若夫商政治之得失,求民俗之利病,论士习之厚薄,则有所来暇。盖以本原既立,则他可以序举也。

子大夫奉对于庭,其以有得于经史者,紬绎而毕陈之,朕将亲览。

###对策

臣对:臣闻求道有本原,行道有功用,自本原而达之功用,则天下之治可以不劳而举矣。盖道无近功,惟志趣之高远者为足以极其功;道非小用,惟力量之凝定者为足以大其用。自有天地以来所以脉络世救，纲维人极于不泯不绝之地者，皆非偶然之故也。太极之理,流行散见于万类之殊,常人得之由之,而不知者也。故必有待于超出乎亿兆人之上者为之君师焉。以一人之心融天地之心，以天地之心觉天下之心,帝之所以为帝,王之所以为王,同此心也,亦同此道也，同此学也，亦同此功用也。然则有帝王之心者，斯能有志于帝王之道;有帝王之学者,亦岂不能进于帝王之用哉!

恭惟皇帝陛下,英姿天挺,圣学日新,自临御以来,孜孜汲汲,既知求此道之用以用其心，则知推此心之用以用天下。其间大震怒、大拂乱,所以撄宵旰之怀,关玉食之抱者,殆非可以一二计也。陛下端居凝邃,加意讲求,所以压万变之纷纭,镇群疑之汹涌,阴以为天下国家之计者,盖陛下求道得力处也。夫求道既有所得,则夫坚始者之念,以就来者之图;勉今日之诚,以为后日之虑;不以仅定为无恐,不以苟安为自足;凡尧舜三代之所以根柢乎盛治者,是政陛下行道用力处也。因其力之有所得,充其力之有所用,天地之眷厚矣!所以答天地之眷者当何如?祖宗之托重矣。所以奉祖宗之托者当奚若?丕绪之承今九年矣。所以充拓事业者,当何修而至?陛下诚能因其力之有所得,充其力之有所用,自身而家,所以正人伦而系风化者,不可不谨其表倡之几;自家而国,所以别贤否而定名义者，不可不致其微渐之虑;自国而天下，所以谨修攘而全爱敬者,不可不极其勉励之诚。其效证于尧舜三代之所已行,其监具于秦汉以下之所并见，其事信于经训史册之所可考。陛下诚于本原之地而极其神,不徒以曰诵曰讲者为常准,则学之为王者事宜,在陛下方寸间耳，臣又何敢容其喙!请以所闻于师者拜手稽首以复陛下之问，惟陛下少垂听焉，臣昧死上愚对。

臣伏读圣策曰:“盖闻学之为王者事，由尧舜三代至于今日，未之有改也。而或以为古今有殊时，帝王有异治，世道有升降，各因其时以为治，而无一定之论。吁有是哉!”臣有以见陛下有志于帝王道统之传，而为昧者发道与时异之叹也。臣闻道与心一，帝王之心，与万世一。尧之授舜，舜之授禹，三圣授受相传一道，载之于《书》。人心道心之分，惟危惟微之辨，或生于形气之私，或原于性命之正。惟其形气之并生，虽上智不能无人心;惟其性命之各正，虽下愚不能无道心。故人心每患于难制，而道心每忠于难明。难制故危，而安之者常寡;难明故微，而知之者几希。惟精则决择详审而致知之功深，惟一则主宰坚定而力行之用久。是以一中之执，万世惟允。成汤传之，为昭德建中;文武传之，为顺则立极。帝王之治,所以蒸为雍熙,薰为泰和,而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者,皆此道之功用也。夫以功用之散于天下者若是其明著，而根本之敛于一心者，犹不敢废夫讲贳之忱。故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所以号为汲汲于学者，果为何事也?岂非以危微数语，肇启其端?故心法之传，异世同轨。成汤之礼制，文武之克宅，莫不皆致力于本原之地。虽其时之相去，若有不同，而道之相传，未尝不一。自世之昧者观之,泥于迹而不求于心,索于治而不求于道。舜文一也,或疑其劳逸之殊,而不揆其符节之合;商周一也,或疑其文质之异,而不通夫损益之因。善乎董仲舒之言曰:“继治世者其道同,继乱世者其道异。”盖其所以异者，世之治乱而已，所谓道则未尝不同焉。故韩愈亦曰:“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武。”即仲舒之所谓继,求韩愈之所谓传,则六七君子之心,越宇宙而同神,历千载而一日,又孰谓其世有升降而因时为治,果无一定之论乎?然则能知帝王之无异心,则知帝王之无异道;知帝王之无异道，则知帝王之无异效矣。

臣伏读圣策曰:“夫统理民物,为天下君。膺天地之眷顾,蒙祖宗之付托,若是其重。而本原之地无所据依,以善斯世,不可也。是以尧舜之帝，禹汤文武之王，莫不从事于学，如饥之必食，渴之必饮。未尝外道以出治,舍经以求治也。”臣有以见陛下以天地祖宗之寄为不可忽,以尧舜三王之道为必可行,而欲讲学以求道,即道以求治,而又知所用力之地也。臣闻帝王之心,与天地一,祖宗之心,与帝王一。帝王代天地以裁成其化者也,祖宗法帝王以会通其用者也。故求帝王之治者,当求帝王之道;求帝王之道者,当求帝王之心。心法明则道法著矣，道法立则治法举矣。世去古远，正学不传，生民不见帝王之泽。至治之主，盖不世出，而天地之生圣人，乃间见于千载之后。艺祖皇帝肇造区夏，拨乱立极，读《书》而叹后世刑纲之密，盖有以契夫天地生育之心矣。仁宗皇帝绍休圣绪，继体守成，讲《易》而得六情六气之说，盖有以契夫天地动静之心矣。夫以祖宗讲明学问,稽式帝王,既无一而不契于天地之心,则夫两间之所眷佑于国家,而遗陛下以无强之休者,要非人力之所幸致也。陛下讲学所以朝夕不倦,寒暑不辍,而必欲与帝王之心同一运量者,盖欲以慰祖宗之托而答天地之眷焉尔。故观乎天地,则见帝王矣;观乎帝王,则见祖宗矣。何则?天地付陛下以此位者也,帝王同陛下以此道者也,祖宗传陛下以此心者也。心得其正,则此道为有宗;道得其正,则此位为无忝。位正而道益可行,道正而心益可制。动息造次，常以天下为优;安舒暇豫，略不以有位为乐。夫如是也,真知夫天地之所付者至大,而不敢以自小矣;真知夫帝王之所同者至公，而不敢以自私也;真知夫祖宗之所传者至重，而不敢以自轻矣。自是而充之，以学力所到，日益月新，心术所存，天宽地大，举一世之人济济于雍熙泰和之域，浑浑乎如四时之春，而不见有炎风朔雪之惨者，皆此心之推也。惟陛下益反诸心而用力焉，则功用岂有难致者哉!

臣伏读圣策曰:“朕以眇陋，嗣承丕绪，于今九年。昧旦而朝，咨诹辅弼，延纳英俊，日御经筵，曰诵曰讲，咸有常准。”臣有以见陛下统临于上，愈尊而愈谦;问学之勤，愈久而愈不替也。臣闻帝王之学,厥有本原,惟谨养乎心术之微,不徒为诵说之务;惟深探夫造端之自,不徒为外饰之求。宫庭深邃,燕佚易失;声色满前,志念易汩。四海九州之大，非空言所能维持;一日万几之繁，非小智所能经理。然所以维持而经理之者，其本会于圣心运量之中，其用形于圣学贯通之后，则是心不可以不尽，学力不可以不充也。久矣，放有一念之纵肆，则不足以充此学;有一息之间断，则不足以充此学。外庭固学矣，内庭其可息乎?经筵同学矣，退处其可懈乎?端人正士固与学矣，便嬖使令其可与亵乎?陛下有志于帝王之事，固出于圣心之实。然抑帝王所以兢兢业业，儆戒无虞，孳孳汲汲，悠久不息者,得非陛下之所当深勉,而不徒为言语诵说之末而已者乎!陛下即位固九年矣,然外而疆土之未清,内而奸宄之未靖,陛下而念及此,得不以周之克商九年,大勋未集而勉其忧勤乎?陛下每朝固咨辅弼,延英俊矣,然内而邪正之未明,外而贪廉之未判,陛下而念及此,得不以舜之三考黜陟,庶绩咸熙而为几康之戒乎?不然,以可致之资而不能致,以可为之时而不能为,以可豫备之岁月而自惰于不备不虞之域，若是而曰讲诵有常，臣甚不知陛下讲诵之谓矣。陛下苟能以帝王之心为心，则必深求帝王用力之要。凡六经所载，得之于经筵之所诵讲者,诚非徒以讲诵为也。口以诵之,必反心而载;惟学以讲之,必闻义而力徙。故于至善之所止,则必如好好色使之眼明心悦可也;于不善之所当改,则必如恶恶臭使之影灭迹绝可也。学有如是，则本原正矣。本原既正，则自身而家，自家而国，自国而天下,无一政之不立,无一事之不举。功用之著,其可以限量既耶!

臣伏读圣策曰:“六经之道,所以该贯天人,维持世变者,至纤至悉,不可胜穷。而《通鉴》一书,又所以著历代之秽恶以劝戒于后者,莫先于修身而齐家,进君子而退小人,严名分而遏乱萌,修政事而靖边疆,恤民隐而惧天变。”臣有以见陛下会经训之精粗,明史册之劝戒,而欲用力于君德治道之大者也。夫经所以载道也,史所以纬经也。人主之学,所以讲经与史者,盖欲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者也。臣尝以是观之,六经皆所以言天人,而至于该贯其道,则莫详于《易》与《春秋》之为书;六经皆所以维持世变,而所谓至纤至悉，则莫大于《易》与《春秋》之为用。《易》者，六艺之原也。卦有阴阳,固所以明天道也,而吉凶悔吝未始不以人言之。则《易》之所以维持世变者,宜乎极其所谓变通鼓舞之道,而不可以致诘也。《春秋》者,史记之约也。义有褒贬,固所以明人道也,而灾异所书,未尝不以天言之。则《春秋》之所以维持世变者，宜乎定天下之邪正,而乱臣贼子皆凛乎其知惧也。即《易》与《春秋》之旨,而概之六经之道，则维持世变，至纤至悉而不可胜穷。自修身齐家，至于恤民隐而惧天变者，可以类推矣。虽然，此经之所以载道然也，至于史之所以纬夫经者，则自周之衰以讫五代之季，其间安危理乱之分，成败兴亡之故，上下数千年间，皆若烛照龟卜而不可掩。然以善论世变者观之，汉大纲仅正而万目则未甚举，唐万目举而大纲又不能正，则其所以正人伦而系风俗，别贤否而定名义，谨修攘而全爱敬，大概不可以帝王之功用并言者，要亦有由矣。是乌可不为本原之论哉!空谷而足音，晦冥而日月，绝无仅有之中，而求其粗合于古帝王之道，惟文帝一人而已。昔孝宗皇帝与大臣论古今治乱，因曰:“自汉唐以来，人君惟汉文帝粗能知道。自文帝之外，人君非惟不知道，亦不知学。”大哉王言!深于考论。夫后世人主之为学者乎?试即文帝之粗知道者观之，虽其礼文之事犹或多缺，然刺取六经，盖亦仿佛于王者之意。故当时之治，蔼然犹有王者气象，非粗知道者其孰能之?自其躬玄嘿丽道准仁，而修身之道粗明。所幸夫人衣不曳地，而齐家之道粗立。张武受赂益愧其心，吴王不朝,赐以几杖,而治国之道又粗审。以至弃细过而绝戎隙,成军礼以张国势，务休息而专德化，警灾异而求直言。凡可以为平天下之道者，亦粗于此而加之意。然则文帝之所以为汉德之盛者，岂非粗知道之效欤?夫惟文帝粗知六经之道,既足以致后世之治,后世考论文帝之史，则当劝其所以为文帝者，而戒其所以不如文帝者，当劝夫文帝之可以到帝王者,而戒夫文帝之终于未到帝王者,则治道功用,又岂容外吾心而求之乎?臣愿陛下反求此心,加意力行,以可到帝王者自勉,以未到帝王者自励,此则在于用力不用力耳,乌患其有难行者哉!

臣伏读圣策曰:“朕深惟经训史策,日陈于前,文字繁多,途辙迂阔,求其所以置力者,乃即燕闲,窃有慕古人缉熙光明之义,日就月将,躬履神会,盖以基治道之本,一人心之归,使普天率土,若士与民,悉共由于理义,而无本末舛逆之患,上下异向之风。顾不韪欤。”臣有以见陛下加意于缉熙之诚,用力于本原之地,而欲推而达之于治道功用之大也。夫经之与史，虽文字之繁，而关于君德治道者,则未尝无纲领之要。夫“缉熙光明,日就月将”,此诗人之所述,而成王用力为学之实也。至于曰“躬履”曰“神会”,此则陛下心术纯明,义理融贯,能以诗人之所述者究心,而又以成王之所学者用力也。益躬之所履，皆力行之事;神之所会，皆致知之功。行无不力,则“缉熙”矣;知无不致,则“光明”矣。以陛下之“躬履神会”求成王之“缉熙光明”,而又形诸心画,发诸圣制,布尧言于天下,断断然以为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,皆以修身为本,而知大学之有益于人国矣。举天下之大，家传人诵，皆灼灼然知陛下“缉熙光明”之懿,殆与成王不可以异观矣。抑成王之所以谨养其心,以为讲学之本也,陛下亦尝实用其力乎?臣考诸《诗》曰:“敬之敬之,天维显思,命不易哉!”群臣告成王以用力之大者也,而谆勤恳切之意,又必继之以“无曰高高在上,陟降厥士,日监在兹”。盖欲其知天之监,无往而不在,无时而不然,而敬之为敬,无一动之或违,无一息之可驰也。成王于此，灼知用力之要，谦虚挹损，形之于言曰“惟予小子,不聪敬止”,必加之以“日就月将”之诚,懋之以“缉熙光明”之益，积而至于亿万年天体之敬。以是而论，则知“缉熙光明”，乃为学之要;而“敬之敬之”，又缉熙光明之要也。今陛下既即燕闲，慨慕于古事，非不伟也。至于古所以谨处燕闲，无微而不敬者，兹又陛下切身之事。而治道之所由，以基人心之所由，以一义理之所由，以克广者也。盖敬者“主一无适”之谓，彻上彻下之道，陛下与成王所谓缉熙光明之实，而二帝三王所以传授心法之准的也。故必䌷绎心思，续续不已，充广心地，恢恢有余，而后可以言缉熙。清明一有纷汩，志虑一有间断，气象一有褊狭，则不足谓之缉熙矣，而可以为敬乎?必明善诚身，动与理觉，尽心知性，静与理融，而后可以言光明。物欲少有障蔽，血气少有昏蒙，智识少有凝滞，则不足谓之光明矣，又可以为敬乎?陛下之所谓躬履，盖履此敬也;陛下之所谓神会，盖会此敬也。以是而基治道，使天下国家之治，如尧舜三代之盛可也。否则规摹弗立，玩愒小康，本末之不能无舛逆者，皆治世之累也。以是而一人心，必使远近风俗之化，如尧舜三代之美可也。否则仪刑弗谨，观听莫新，上下不能不异其向者，皆风俗之弊也。陛下能反求此心，常守此敬，内主乎一而不病乎杂，外无所适而不徇乎私。本正而末自随，上倡而下必应，阴消其舛逆之患，潜格其异向之风，则其感动意思，殆与七十子之服孔子者，同一机括也。臣愿陛下以真存心，则躬履神会，自不能掩其功用之著。由是而充之，则以成帝王之学，造帝王之道，惟陛下加之意而已。

圣策又曰:“若夫商政治之得失,求民俗之利病,论士习之厚薄,则有所未暇。盖以本原既立,则他可以序举也。”臣窃谓陛下之言及此,岂非天下之幸而天地祖宗之望陛下者乎?盖政治之得失,每系于君道转移之间;民俗之利病,实关于君政修废之顷;士习之厚薄,亦视夫君心之好尚者如何。陛下不屑屑于三者之计,必谆谆于本原之正者,岂非以用力于本原者既善,则三者之效特举而措之耳。故《中庸》论为天下国家有九经,而曰所以行之者一。《大学》言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,亦以修身在正心者为之本。陛下讲明于此,盖亦熟矣。继今而后,极致知之善,尽力行之诚,因全体之明,求大用之著,必刚以制欲,必勇以力行,必恭俭以约己,必渊静以养心,如是则本原既正,三者之序断断乎其可举。不然,外有讲学之文,内无讲学之实,诿本原之论,以盖其事体之失,假修饬之具,以掩其修省之愆，戒酒有箴而无益于制心，缉熙有记而无益于进德。若是而曰政治之未暇问,民俗之未暇问,士习之未暇问,是自置天下国家于圣度之外,又安足以为本原之论哉!昔孝宗皇帝圣训有曰:“朕心未尝放下,一日间天下定行一道。”孝宗之所以经营于念虑者,若是其详且悉,曾谓其以本原之是正而一切付天下之事于未暇问乎?圣谟洋洋，载在国史，皆陛下之所当体而行之者也。臣愿陛下益反之心,曲加其真实无伪之功,广推于外,旁达其运量不穷之妙,则本原在于圣心矣。凡陛下策臣以经史之所当讲者,皆可以序而举,况于是三者之务哉!

圣策之所以幸教臣者亦已至矣，而陛下谦冲温粹，犹终之曰:“子大夫奉对于庭，其以有得于经史者，䌷绎而毕陈之，朕将亲览。”臣仰见陛下咨访不倦,嘉与草茅之贱,求本原之纤悉,非徒为是诹采之文具也。臣窃闻六经之书，致治之成法也。史之为史，亚乎六经者也。夫致治成法，既皆具于经，而史又亚乎经之道，则凡天下国家之治,非徒本原之是正而已。至于纤悉节目,所以救习俗之失,防人心之微者,经之与史,盖相贯通而互发明也。陛下既俾臣等䌷绎而毕陈之，臣不能罄竭肤浅之万一，以为陛下告，不惟下负所学,抑亦上负陛下之谆诲矣。然臣之所尤拳拳于陛下而不能自已于纳忠者，其说盖有三焉:一曰固民心，二曰肃军心，三曰正士大夫之心。盖民者，国之命脉也;兵者，国之精神也;士大夫者，又国之医师砭剂也。为人上者，当使命脉坚强，精神运动，常致谨夫医师砭剂之用,以为元气调养之方,则立国之势,自隐然有安靖和平之功用矣。臣请竭其愚而终言之。

《书》曰: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怨岂在明，不见是图。”此言民不可以不固，怨不可以不弭也。今之所以固民者何如耶?田闾困于科率,市井困于征求,商贾困于抽敛,富家大室困于奄没之刑,迭是数困，犹未已焉。远近怨咨不可闻也，乖戾之气上熏于天，激而为江闽之盗，滋而为辅近之奸，涨而为都会之灾，溢而为边陲之警，延而为数千里之旱，岌岌殆哉!国家命脉，一缕千钧，深可虑也。昔光武中兴，邓禹劝之以立高祖之业，救万民之命。先朝范镇亦曰:“欲备契丹，莫若宽天下民。”此皆所以为命脉计也。陛下及图之,则其证犹可起也,否则非臣之所敢知矣。

《书》曰:“其克诘尔，戎兵以陟，禹之迹至于海表，罔有不服。”此言卫国以兵，诘之者有其道，则服之者有其机也。今之为兵者何如耶?自核实之不加,而兵益以冗;自训练之不精,而兵益以惰;自豢养之不戒,而兵益以脆;自等级之不严,而兵益以骄;自刻剥纵驰之相蒙，而兵又流于叛且溃矣。夫国家竭民之力以养兵，盖资之以卫吾国也。今乃不冗则惰，不惰则脆，不脆则骄，不骄则叛，不叛则溃,习于纵敌而不习于死敌,利于为寇而不利于御寇,敢于犯上而不敢于卫上。于是士卒得以陵偏裨，偏裨得以陵主帅。闽南之纷乱方迩,而继之以江右之陆梁;西蜀之惊荡方传,而因之以淮东之奔迸。姑息养祸,浸以成风,蔓草难图,忧未歇也。昔晋文公城濮之战,见其师少长有礼而知其可用;艺祖皇帝始明军法,使以阶级相承,小有违犯,咸伏斧锧。是以上下有序,无征不服,此皆所以为精神计也。陛下其及图之,则其患犹可弭也。否则非臣之所敢言矣。

夫固国以民,卫国以兵,二者命脉之所关,精神之所系,一日不可忽焉者也。然所以护养其民，调伏其兵者，惟有士大夫以为医砭尔。夫圣人养贤以及万民,而命将遣帅以卫中国者,亦以重戍役车徒之责。今之为士大夫者，臣又不知其果何如邪?陛下以培固邦本为心,而监司守令则行之以脧削膏血之政;陛下以运动国势为心,而曰将曰帅乘之以消沮士卒之私;陛下以兴利除害、信赏必罚为心,而内外大小之臣,则应之以虚诞苟且、偷安旦暮之计。是无怪乎上之真德实意,不能宣达于其下;下之吞声隐气,不能通达于其上。上下隔绝，于势分之交违，则夫民怨而思乱，兵怨而思叛，亦其理之所必至也。昔汉宣帝欲安渤海之警，得一龚遂，单车至府，宣布教令，慰安牧养，盗为之悉平，而民不患其不安者，以得人而安之也。唐马燧之在河东，驭马厮役教以骑射，比及二年，得精兵二万,而兵不患其不强者,以得人而制之也。是以国朝开基之初,藩侯不抚百姓,则有断不容之之戒。至于南征北伐,战胜攻取,兵不过二十万者，亦惟以曹彬、潘美为将耳。此其于国家砭剂之用，明效大验,彰彰然足以为后人嘉赖维持之地。盖汉唐之美,独盛于一代者也。今陛下所慕者,帝王之道;所鉴者,汉唐之言;所取者,祖宗贻谋之善。则其所谓一军民之心者,要莫先于正士大夫之心;而其所以正士大夫之心者，又不过先正陛下之心而已。董仲舒有言曰:“人君正心以正朝廷,正朝廷以正百官,正百官以正万民,极而至于四方远近之一于正。”此又自本原而达之功用,古今不易之至论也。惟陛下于此而实用力焉，则天下幸甚，宗社幸甚!臣无任昧死，谨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