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##策问

制曰:朕惟君人者,必有功德以被天下,阙其一不可以言治。顾于斯二者何先?夫非学则无以成德,非政则无以著功。论者或谓帝王之学不在文义,或谓天子之俭德乃其末节,或谓人主不亲细事,或谓圣王不勤远略,是宜有大于此矣。然则,其所当务者何居?二帝三王之德,所学者何事?二帝三王之政,所见者何功?汉唐宋代有令君，而功德鲜备。躬行德化者经制或不定，民安吏称者德教或不纯,或四夷服从而大纲不正,或仁厚立国而武略不竞,是学与政容有可议者，其得失何如?我太祖高皇帝、太宗文皇帝神功圣德,冠绝古今,列圣相承,继志述事,各臻其盛,所以致此者何由?朕嗣承大统，图底治平，兹欲守宋臣所进之五规，去唐相所陈之九弊,行汉儒所对之三策,以上追古帝王,庶无愧于我祖宗功德之大,其所为根柢者何在?子诸生学道抱艺而来，皆志于世用，宜有以佐朕者，试悉陈之，朕将体而行之。

###对策

臣对:臣闻帝王之为治,有体有用,功与德之谓也。德以学成,而为治之体;功以政著,而为治之用。二者可相有而不可相无者也。盖帝王未尝有无功之德,亦未尝有无德之功。德而无功,有体而无用者也;功而无德,有用而无体者也。体不立,用不备,皆不可以言天下之治。然于此又有说焉。德之浅深由乎学之精粗,功之大小系乎政之纯驳。帝王之德，天下之大德也。帝王之功，天下之大功也。然则帝王之学与政,亦独非天下之大而可以小视乎哉?故有志于功德者,必以学政为务,而从事于学与政者,亦必有所当务。苟不知务其大而专事其小,则其学也支离偏曲,而不足以成大德;其政也琐屑细碎,而不足以著大功。尚何天下之治之足云乎哉?由是论之,则二帝三王之所以功德兼隆,汉唐宋之所以功德鲜备,及我圣祖、神宗之所以上追帝王而下轧汉唐宋者,概可得而知矣。

钦惟皇帝陛下有生知安行之资，有持盈守成之道，深仁厚泽浃洽于人心,盛烈丰功覆冒于天下,而犹体道谦冲,惟日不足,乃于万几之暇特进臣等于廷，俯赐清问，讲求至理，必欲追唐虞三代之盛治,绍祖宗列圣之洪猷,而合汉唐宋于不为甚之盛心也。臣荷国家作育之恩,预有司荐拔之列,敢不勉竭愚衷以对扬休命之万一乎?

臣惟天降下民而作之君,人君以一身为天下民作之主,其势亦尊矣，其责亦重矣。其所以治天下者，岂苟然哉!盖必有帅天下之德以立治之体,必有安天下之功以达治之用。有其功无其德则教化不成，风俗不厚，虽使勘定祸乱，臣服四夷，国本无自而正也。有其德无其功则纪纲不立,威令不行,虽使仁心洋溢,仁闻宣昭,国势无自而振也。二者或缺一可耶，欲言治皆苟而已。然究其缓急之序,度其重轻之宜,德成而功著者有矣,德不成而欲其功之著不可得也;体立而用行者有矣,体不立而欲其用之行不可得也。故善为治者,必由体以达用;善言治者,必先德而后功。至于推本而言,则德不能以徒成。其成也在乎学，学则在讲习讨论之事，克治之功，所以培养乎其德者也。功不能以苟著，其著也在乎政。政则有纲纪文章之事，法度品式之施，所以充积乎其功者也。顾帝王之学与苇布之士不同，帝王之政与有司之职亦异。

试以古人之言论之。好文,盛事也,而程颐则谓帝王之学不在文义。盖经世大法备载方册，务得其要，措之事业，斯其为大者耳，寻章摘句何足尚耶?崇俭，美德也，而柳公权则谓天子之俭乃其末节。盖亲贤人、远不肖、纳谏、严明赏罚，斯其为大者耳。片长寸善,何足多耶?躬亲庶政者,人皆以为勤,而杜黄裳乃有人主不亲细事之说。盖其大者，慎选贤才以分其任而已。若庶务之烦，钱谷责内史，狱论责廷尉，何必事事而亲之哉!威灵及远者，人皆以为武,而胡寅乃有圣王不勤远略之议。盖其大者，专务治内以固其本而已。若戎狄之性则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，何必人人而服之哉!夫知其大者之所当务，则其小者有不足务矣。

试以古人之事论之。功德兼隆者，莫若二帝三王。其见于《书》,则尧之钦明文思,舜之温恭允塞,禹之彝伦攸叙,汤之人纪肇修,文武之纯亦不已,建其有极,德莫有大焉者矣。原其所以为学,则虽不必学知利行，而执中之传，精一之训，善言之乐闻，明命之顾堤，以至敬止之诗，丹书之戒，一皆身心性命之理，而非学之小者也。凡若此者，何莫非德之所自耶?尧之敬天勤民，舜之设官分职,禹之修和府事,汤之子惠困穷,文武之咸和万民,大赍四海,政莫有大焉者矣。要其所以为功，则虽不必家赐人益而黎民之于变，四方之风动，万世之永赖，兆民之允怀，以至万邦之作孚，万姓之悦服,一皆弥纶参赞之业,而非功之小者也。凡若此者,何其而非政之所致耶?

间创业之英君,守成之功者或缺于德。汉之文礼乐未兴,正朔未置,迹宣帝吏称其职,民安其。考其所存,一出于苛奉贡,唐太宗之四夷服父不义而父子之道乖,事周后如母，爱少帝如既收,缓急无备,其始虽武略已微不竞矣。是知，求其功德兼隆者未之闻，而无修身之大要，故功。以言乎政,不过补塞以著其功,体虽立而用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恭天成命，肇造洪业，用夏变夷，复纲常于沦斁之后,除残去暴,拯生灵于涂炭之余。太宗文皇帝定制两京,光前裕后。振兵威于四裔而圣武之广布，昭明理学于万方而王化之覃被。其德之大也,无异于二帝三王之德;其功之大也,实倍于二帝三王之功。自是以来，圣圣相承。仁宗昭皇帝励志图治，推诚任人。宜宗章皇帝惇典绥猷，立法垂训。英宗睿皇帝刚明独断，奋发有为。宪宗纯皇帝圣孝昭彰，至仁不杀。皆善继祖宗之志而奉承之无间,皆善述祖宗之事而遵守之无遗。所以致此者,固非言语之所形容,要亦不出乎学与政而已。善其为学,一帝王之大道而非章句文义之间。其为政，一帝王之大法而非制度文为之末。臣请举圣学之一二言之。跋《尚书》《洪范》于座右,书《大学衍义》于庑间,表彰六经以发圣贤之蕴奥,采摭群言以明性理之渊彻。此祖宗之学也,列圣继之。数御经筵,躬亲著述,备人极于五伦之书,详君道于文华之训，何莫而非学之大者哉!臣请举圣政之一二言之。礼正百官，乐成九奏，用人有道而谗说为之不行，驭戎有法而强虏为之远遁。此祖宗之政也，列圣继之。或询民隐而急农事，或减税敛而轻刑罚，或创课种备荒之制，或加宣圣乐舞之仪，何莫而非政之大者哉!功德之大，继述之隆，有由然也。

今陛下当累世熙洽之时，慕隆古文明之治，方有择于近代之君而不为，顾有服于近代之臣而不弃，岂不以言近指远，登高自卑，姑举其必可行之端，以示其大有为之志乎?昔宋司马光之于仁宗尝进五规:一曰保业，二曰惜时，三曰远谋，四曰谨敬，五曰务实。诚不可以不守也。唐陆贽之于德宗尝陈九弊，谓好胜人，耻闻过，骋辨给，眩聪明，厉威严，恣刚愎，六者君之弊;谄谀、顾望、畏懊，三者臣之弊。诚不可以不去也。汉董仲舒之于武帝尝对三策:其一则欲正君心以正四方，立教化以防万民。其二则欲置明师以养士，责大臣以求贤。其三则欲定法制以革奢靡，持一统以息邪说。诚不可以不行也。此三言者，皆该学校之两端，合体用于一，致天下之治,实不外是。苟徒慕其言而不究其根柢之所在,则守之者无法，去之者无术,行之者无具,亦何以远追帝王,近法祖宗而大其功德于天下耶!是故祖宗之德大矣，而其所由成者在乎学。今日欲期于祖宗之德者,可不自学始乎?祖宗之功大矣,而其所由著者在乎政。今日欲期于祖宗之功者,可不自政始乎?陛下之所以为学,亦惟即三臣之言而推之。戒谨不睹，恐惧不闻，儆畏于独知之地，不以暗昧而或欺,省察于方动之几,不以细微而或忽,则五规之所自守者,在是矣。善与人同,改过不吝,不知有余在己,不足在人,不必得为在己,失为在人,则九弊之所自去者,在是矣。善与人同,改过不吝,不知有余在己,不足在人,不必得为在己,失为在人,则九弊之所自去者,在是矣。体天心以为心,法天道以立道,穷理以致其知,反躬以践其实,究治乱兴衰之源,谨动静云为之际,则三策之所自行者，在是矣。如是而德不大者，未之有也。陛下之所以为政,亦惟举三臣之言而措之。制治于未乱,保邦于未危,务勤劳,戒骄惰,畏天命而悲人穷,拔本塞源以防祸患之萌,循名责实以立政治之本，则得乎五规遗意矣。远邪佞之人，适端直之士，温辞色以尽下情，赏谏争以开言路，言之善者采之而不弃，言之未善者容之而不责，则得乎九弊之深戒矣。大纲正而万目张，一法行而百度举,因革损益各适其宜,先后缓急各循其序,不牵滞于后世驳杂之政,不迁改于流俗因循之论,则得乎三策之大要矣。如是而功不大者未之有也。夫学之与政固不可以偏废，然不先之以学，则无以□圣贤之成法□事理之当然。凡天下之事不知何者为是,何者为非,而是非或至于混淆。凡天下之人不知何者为正，何者为邪，而邪正或至于错杂,亦何以为政于天下哉?此古之善为政者,所以不徒恃乎政，而必有学以为之本也。若夫为学之事，臣前已论之矣。而所以为其事者，亦有道焉。孟子曰: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诚心而已。盖心者，人之神明，所以具□理者在是，所以应万事者在是。故诚心不求则外有讲学之名,而内无自得之实,虽曰从事于学,而亦安能有所发明耶?臣愿陛下坚持此心不为外诱之所移,善养此心不为物欲之所慕,主之以敬,守之以勤,亡者摽之而使存,出者约之而使入,勿贰以二,勿参以三,勿一暴而十寒,勿朝作而暮辍,则志气清明,义理昭著,会之于心而默识心通,体之于身而躬行实践,为学之功尽善全美而无罅隙之可议矣。学既至则政无不备,体既立则用无不行。由是功德之大，远可以追帝王，近可以配祖宗，而凡近代之君，小康之治，有不足言矣。

臣道不足以明体,言不足以适用。然今日之所陈者,一皆圣贤之明训,儒先之格言,而非敢以私见臆说进也。惟陛下采纳而施行之，则天下幸甚，万世幸甚。臣干冒天威，不胜战栗之至。臣谨对。